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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物理-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-易汇资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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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批评周琦

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地處青海高原,于敏高原反應非常強烈。他每餐只能吃下一二兩米飯。食無味、覺無眠,從宿舍到辦公室只有百米,有時要歇好幾次,吐好幾次。即便如此,他仍堅持到技術問題解決后才離開基地。

爆炸成功,創下最短研究周期紀錄于敏從事的是武器理論設計,但他對實驗相當重視。為了研製第一代核武器,于敏八上高原,六到戈壁,拖着疲弱的身子來回奔波。

由於保密和歷史的原因,于敏直接帶的學生不多。

核武器的結構有很多層,各種材料爆炸以後,每一個時間點、空間點上,都有它的溫度、速度、壓力、加速度等物理量。于敏突然發現,某個量從某個點開始突然不正常了。大家馬上去查原因。杜祥琬去查方程、參數,沒有發現錯誤;做計算數學、編程序的人去查原因,也沒發現錯誤。最後檢查發現,原來一個加法器的原件壞了,換掉這個晶體管,物理量馬上就正常了。「這件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于敏高人一籌的地方,就是對物理規律理解得非常透徹。他總是那個能踢出臨門一腳的人。」杜祥琬說,「儘管老於不願稱呼自己為『氫彈之父』,但在氫彈研製過程中,他的確起到了關鍵作用。」

敏銳嚴謹,讓核武器科研少走彎路20世紀60年代以來,于敏承擔的全是體現國家意志的科研任務,不能有絲毫的疏漏和馬虎。

在研製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,只有于敏未曾留過學。一個日本代表團訪華時,稱他是「土專家一號」。于敏對此頗多感觸。「在我國自己培養的專家中,我是比較早成熟起來的,但『土』字並不好,有局限性。」于敏說,科學研究需要各種思想碰撞,在大的學術氣氛中,更有利於成長。

肩負重任,祖國的需要高於一切「55年前,我從莫斯科留學回來後進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接觸到于敏,從核武器到激光研究,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,並在他的指導下工作。」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訴記者,于敏比自己大12歲,理論部有一個傳統,都不稱官銜,當時大家叫于敏「老於」。

生前面對榮譽,于敏始終淡然處之,他說:「一個人的名字,早晚是要沒有的,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,便足以自慰了。」

1967年6月17日,羅布泊沙漠腹地,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雲產生的強烈衝擊波捲起沙塵,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戈壁灘。

在杜祥琬看來,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,這次轉型意味着巨大犧牲,核武器研製集體性強,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。

「他多次說,要防止『落入懸崖(指風險區)』,防止功虧一簣。」杜祥琬說,老於的治學作風極為嚴謹,這不僅是科學家的一個基本素質,也源於他對事業的高度負責精神。

杜祥琬至今保留着1992年的一份談話記錄。「當時我起草了一份事關重大的『決策建議』初稿,送老於閱改,他對其中幾個不確切的提法,一一作了修改,並說明了修改的道理。」在杜祥琬看來,對這種科學性很強、責任又很重的工作,嚴格和謹慎是絕對必要的。「近年來,我國學術界越來越意識到抑制學術浮躁的重要性,我沒有問過於敏,但我想,他也許根本不知道『學術浮躁』為何物。搞學術怎麼可以浮躁呢,浮躁怎麼可能作出真正的學術成果呢?」

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氫彈爆炸成功,我國僅用時26個月,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。這對超級大國的核訛詐、核威脅是一記漂亮的反擊。

第一顆氫彈只是試驗裝置,尺寸重量較大,還不能用作導彈運載的核彈頭,屬於第一代核武器。要與運載裝置導彈適配,核裝置還必須提高威力並小型化,發展第二代核武器,難度大大增加。

1961年1月,于敏迎來人生中一次重要轉型——作為副組長領導和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。

百日會戰,形成氫彈設計方案在國際上,氫彈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,氫彈研究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。

壯麗70年奮鬥新時代——共和國榮譽本報記者陳瑜「兩彈一星」功勛獎章、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,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9月17日,于敏的榮譽簿上又添重要一筆——「共和國勳章」獲得者。

培養的唯一博士藍可畢業時,于敏親自寫推薦信,讓她出國工作兩年,開闊眼界,同時不忘囑咐:「不要等老了才回來,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,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。」

「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平,很大功勞應歸於老於。」與于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,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,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,萬一失敗,團隊要好幾年才能緩過勁來。老於選擇的是既有發展前途,又踏實穩妥的途徑,大多時間是在計算機上做模擬試驗,集思廣益,保證了技術路線幾乎沒有走過彎路。

1966年12月28日,我國首次氫彈原理試驗,為確保能拿到測試結果,試驗前于敏頂着戈壁灘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刺骨嚴寒,半夜爬上102米的鐵塔頂端,檢查和校正測試項目屏蔽體的擺置。

儘管如此,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務,從此名字「隱形」長達28年。

杜祥琬說,非寧靜無以致遠,是老於生前特別喜歡的格言,也是他事業和人生的寫照。

乾著第一代,看着第二代,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,于敏對核武器發展有着獨到的眼光和敏銳的判斷。

新華社發離亂中尋覓一張安靜的書桌,未曾向洋已礪就鋒鍔。受命之日,寢不安席,當年吳鉤,申城淬火,十月出塞,大器初成。一句囑託,許下一生;一聲巨響,驚詫世界;一個名字,隱形近30載。

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,因為種種原因,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和科技骨幹相繼調離,于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,全面負責領導突破二代核武器初級和次級原理,發揮兩個至關重要的作用:決策、把關。

不為物慾所惑,不為權勢所屈,不為利害所移,寧靜致遠,淡泊明志,終成一番大業。他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(院士)、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、「共和國勳章」獲得者于敏。

當時計算機性能不穩定,機時又很寶貴,不到40歲的于敏在計算機房值大夜班(連續12小時),一摞摞黑色的紙帶出來后,他趴在地上看,仔細分析結果。

他,半個世紀與核共舞,乾著驚天的事業,名字卻「隱形」長達28年。

1965年9月底,于敏帶領理論部幾十位同志一起去上海華東計算所做計算物理實驗,計算哪一個氫彈原理是可行的,創造歷史的「百日會戰」開始了。

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。于敏雖然基礎理論雄厚、知識面寬,但對系統複雜的氫彈仍然陌生。

相比美蘇上千次、法國200多次的核試驗次數,我國的核試驗次數僅為45次,不及美國的1/25。

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。那一刻,于敏並沒有在現場,而是在2500多公裡外的北京。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,長長地舒了口氣。

最終,于敏挑出了3個用不同核材料設計的模型,並且剝繭抽絲,讓氫彈構型方向越來越清晰,和團隊形成了從原理、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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